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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诗韵白他一眼：“嗯，你不是。你是那种出了事唯恐把身边的人拉下水，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整整两年联系不上的人。”
一时弄不清这是夸他还是骂他，江若轻咳一声，嘀咕道：“这前置定语够长的。”
目送江若离开时，宋诗韵在他身后说：“如果还想上舞台，可以——”
“不了。”没等她说完，江若扭头道，“平时工作也挺忙的，抽不出空。”
宋诗韵一怔，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。
三年前，有个少年舞者也在这里回眸，回绝的却是一份高薪兼职的邀请。
理由是：“平时练舞准备比赛够忙的了，哪有空接别的活儿。”
类似的话语，意义却大不相同。
眼神也不一样，江若分明笑着，瞳仁却是黯淡的。他向宋诗韵挥挥手，对身后的舞台毫不留恋似的转身：“先走了，通告不等人。”
其实哪有什么通告，江若只在急用钱的时候胡乱签了个经纪公司，然后就被放养两年，连所谓的经纪人都没见过几面。
分佣金的时候倒是积极，这两年江若大大小小拍过十几部戏，虽然都不是主演，经济公司也从他这边分走不少的一笔。
这种情况换谁都不能忍，为此江若自去年底便联合几个和他有一样经历的受害者，把这公司告上了法庭。钱是难要回来了，他们只求解约，恢复自由。
这种劳务纠纷官司与扯皮无异，费钱费力不好打，律师费即便几人平摊也是个令人咋舌的数字。因此江若近来格外缺钱，接活儿的标准也一再降低，以前至少衡量下时间和付出的性价比，现在两眼一抹黑，只要给钱就干。
然而俗话说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自因为得罪人被剧组解雇一分薪水都没拿到后，江若接二连三破财，先是房东突然涨房租，并要求整年结清，等东拼西凑把这钱交上，每月的债务扣款榨干了他身上最后一点存款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安何住院了。
自被张绍元折腾一晚之后，安何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，为了挣钱没等痊愈就回到工作岗位，高负荷工作让他元气大伤，病恹恹的盘子都端不稳。上回江若给他发消息之所以没回，是因为他不慎打碎了酒吧的两瓶贵价酒，当场吓得脸色发白，晕了过去。
于是江若这几天假期全泡在医院里。为求心安，他出钱给安何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，不查不知道，安何竟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，还属于危重疾病，医生嘴里那些学术名词江若听不懂，只知道必须尽快手术，否则任何一次情绪波动都能要了安何的命。
江若不太清楚这个“情绪波动”的程度和范围，转告安何的时候用的是格外轻松的口吻：“就一个小手术，大概就是把你这些年缺的心眼补上，以后你就不缺心眼了。”
安何笑得停不下来，然后边抹笑出来的眼泪边问：“要花很多钱吧？”
“不多，你别管。”
“别骗我了，我知道很多。我还没缺心眼到这个地步。”
江若收了强挤出来的笑，看向坐在病床上的人：“你不缺心眼？你不缺心眼能走丢被拐卖？你不缺心眼能养着那一家子白眼狼？你不缺心眼还非要跟我挑明，就不能装作不知道？”
安何本就是个软弱性子，被堵得说不出话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开了个头：“可是你也——”
就被江若一把按回枕头上，被子盖到脑袋顶。
“反正我有办法。”江若没好气道，“医生说多休息有利于康复，睡你的觉去。”
等到了病房外面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江若背倚墙壁，整个人脱力似的耷拉下来。
这两年他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情况，可从没有哪次像眼下，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。
就在回病房前，律师打电话来告知最新进展，说对面也请了律师反告他们，理由是违约，经纪合同签的是五年，这才第三年。
毕竟白纸黑字写着的，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考虑，比他们搜罗来的经纪公司不履行义务的所谓“证据”有力得多。
关于结论，律师的原话是：“我会尽力扭转局势，也请诸位做好准备。”
什么准备？无非是钱，输了他要赔偿大笔违约金，赢了也只是不亏。
说白了，愿不愿意用钱换取自由——这一点打官司之前江若就想过，当时他确实抱有侥幸心理，或者说一腔无畏的孤勇，反正状况不可能更糟了。
事实证明，糟糕的还在后头。
在江若心里，花钱是有优先级的，原本最优先的是还债，接下来是衣食温饱，最后才是例如精神需求之类的非生活必需品。
安何这一生病，直接打破了他等级森严的花钱计划，筹手术费一步登顶升至第一位。
很难判断应不应该，或者值不值，江若只觉得自己必须要这么做。
理由也很简单，合租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安何没回老家，在枫城给他包了顿饺子。
他记得安何当时说：“我把自己的名字都忘了，只记得枫城，所以这肯定是个好地方，我就算是拼了命也要留下来。”
枫城并非江若的老家，他是为了上学才来到这里，就算待了四五年也谈不上有什么归属感。
他和安何不一样，又有种微妙的相似。
或许人类天然有在其他人身上找补缺失的天性，江若希望安何能守住与这方土地的羁绊，牢牢的，不要像他一样漂泊不定，每当在睡梦中急速下坠时，伸出手连根藤蔓都抓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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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弄不清这是夸他还是骂他，江若轻咳一声，嘀咕道：“这前置定语够长的。”
目送江若离开时，宋诗韵在他身后说：“如果还想上舞台，可以——”
“不了。”没等她说完，江若扭头道，“平时工作也挺忙的，抽不出空。”
宋诗韵一怔，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。
三年前，有个少年舞者也在这里回眸，回绝的却是一份高薪兼职的邀请。
理由是：“平时练舞准备比赛够忙的了，哪有空接别的活儿。”
类似的话语，意义却大不相同。
眼神也不一样，江若分明笑着，瞳仁却是黯淡的。他向宋诗韵挥挥手，对身后的舞台毫不留恋似的转身：“先走了，通告不等人。”
其实哪有什么通告，江若只在急用钱的时候胡乱签了个经纪公司，然后就被放养两年，连所谓的经纪人都没见过几面。
分佣金的时候倒是积极，这两年江若大大小小拍过十几部戏，虽然都不是主演，经济公司也从他这边分走不少的一笔。
这种情况换谁都不能忍，为此江若自去年底便联合几个和他有一样经历的受害者，把这公司告上了法庭。钱是难要回来了，他们只求解约，恢复自由。
这种劳务纠纷官司与扯皮无异，费钱费力不好打，律师费即便几人平摊也是个令人咋舌的数字。因此江若近来格外缺钱，接活儿的标准也一再降低，以前至少衡量下时间和付出的性价比，现在两眼一抹黑，只要给钱就干。
然而俗话说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自因为得罪人被剧组解雇一分薪水都没拿到后，江若接二连三破财，先是房东突然涨房租，并要求整年结清，等东拼西凑把这钱交上，每月的债务扣款榨干了他身上最后一点存款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安何住院了。
自被张绍元折腾一晚之后，安何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，为了挣钱没等痊愈就回到工作岗位，高负荷工作让他元气大伤，病恹恹的盘子都端不稳。上回江若给他发消息之所以没回，是因为他不慎打碎了酒吧的两瓶贵价酒，当场吓得脸色发白，晕了过去。
于是江若这几天假期全泡在医院里。为求心安，他出钱给安何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，不查不知道，安何竟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，还属于危重疾病，医生嘴里那些学术名词江若听不懂，只知道必须尽快手术，否则任何一次情绪波动都能要了安何的命。
江若不太清楚这个“情绪波动”的程度和范围，转告安何的时候用的是格外轻松的口吻：“就一个小手术，大概就是把你这些年缺的心眼补上，以后你就不缺心眼了。”
安何笑得停不下来，然后边抹笑出来的眼泪边问：“要花很多钱吧？”
“不多，你别管。”
“别骗我了，我知道很多。我还没缺心眼到这个地步。”
江若收了强挤出来的笑，看向坐在病床上的人：“你不缺心眼？你不缺心眼能走丢被拐卖？你不缺心眼能养着那一家子白眼狼？你不缺心眼还非要跟我挑明，就不能装作不知道？”
安何本就是个软弱性子，被堵得说不出话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开了个头：“可是你也——”
就被江若一把按回枕头上，被子盖到脑袋顶。
“反正我有办法。”江若没好气道，“医生说多休息有利于康复，睡你的觉去。”
等到了病房外面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江若背倚墙壁，整个人脱力似的耷拉下来。
这两年他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情况，可从没有哪次像眼下，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。
就在回病房前，律师打电话来告知最新进展，说对面也请了律师反告他们，理由是违约，经纪合同签的是五年，这才第三年。
毕竟白纸黑字写着的，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考虑，比他们搜罗来的经纪公司不履行义务的所谓“证据”有力得多。
关于结论，律师的原话是：“我会尽力扭转局势，也请诸位做好准备。”
什么准备？无非是钱，输了他要赔偿大笔违约金，赢了也只是不亏。
说白了，愿不愿意用钱换取自由——这一点打官司之前江若就想过，当时他确实抱有侥幸心理，或者说一腔无畏的孤勇，反正状况不可能更糟了。
事实证明，糟糕的还在后头。
在江若心里，花钱是有优先级的，原本最优先的是还债，接下来是衣食温饱，最后才是例如精神需求之类的非生活必需品。
安何这一生病，直接打破了他等级森严的花钱计划，筹手术费一步登顶升至第一位。
很难判断应不应该，或者值不值，江若只觉得自己必须要这么做。
理由也很简单，合租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安何没回老家，在枫城给他包了顿饺子。
他记得安何当时说：“我把自己的名字都忘了，只记得枫城，所以这肯定是个好地方，我就算是拼了命也要留下来。”
枫城并非江若的老家，他是为了上学才来到这里，就算待了四五年也谈不上有什么归属感。
他和安何不一样，又有种微妙的相似。
或许人类天然有在其他人身上找补缺失的天性，江若希望安何能守住与这方土地的羁绊，牢牢的，不要像他一样漂泊不定，每当在睡梦中急速下坠时，伸出手连根藤蔓都抓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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